聂春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三大进展，县域整体服务效能提高！

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医共体建设形成共识

一是夯实“责任共同体”。93%的试点县成立了党委政府牵头的县域医共体管理委员会，党委政府领导作用进一步强化。87%的试点县医共体拥有自主决策权，责权利关系更加清晰。

二是落实“管理共同体”。75%的试点县落实人员统一管理，72%的试点县开展了药品统一管理，县域卫生人力统筹使用力度增强，管理精细化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更加高效。

三是打造“服务共同体”。87%的试点县落实双向转诊标准和规范，76%的试点县落实信息互联互通，分级诊疗基础更加夯实。

四是形成“利益共同体”。65%的试点县落实收入统一管理和开展医保统筹管理改革探索，部门协同作用更加紧密。两年来，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卫生健康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参与、医共体具体执行运作的县域医共体建设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一是立足“强县域”，促进患者回流和资源下沉。2020年，医共体牵头医院进一步做强专科，出院患者三四级手术比例达到42%，比2019年提高约3.5个百分点。试点地区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78%，县域内就诊率90%，分别比2019年提高了2.5个和6个百分点，与同期非试点县患者持续外流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重点“强基层”，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提高。2020年，医共体牵头医院平均帮助基层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1.4个，比2019年增加1.9项。试点地区基层机构诊疗人次占比下降趋势整体出现逆转，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占比、慢病患者基层管理率达到55%和77%，比2019年分别提高约2.3个和2.2个百分点。比同期非试点县和未达到“紧密型”标准的医共体基层业务量占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

三是促进分级诊疗，医保资金使用效能提升、群众负担减轻。随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通过医保支付政策引导，医共体牵头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收入占总医疗收入的比例逐步提高，分别从2019年的63.0%和64.5%提高到2020年的66.8%和70.7%。县域医保基金回流显著，县域内支出率从2019年的64.8%提升到2020年的65.8%。通过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结余留用激励机制，医共体将更多工作转向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参保居民住院率从2019年的24%下降至2020年的15%，医保实际报销比提高到61.2%，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一个新的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责任和认识问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一项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举措，是对县域医疗卫生资源的一个系统的重塑，是对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创新，对提高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也需要部门之间密切的协调和配合。正因为如此，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决策者、执行者、参与者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需要协调的事项多、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重，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认识，而且要带有强烈的责任感，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所以，统一认识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不仅是卫生部门，包括医保部门，可能在认识上有些还没有形成共识。

其次，建立各方利益协同机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核心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只有把利益共同体完善好，才能有可持续性。医保基金是医共体内部医疗机构收益的重要来源，能否节约医保费用，让参与的单位共同受益，真正做到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的打包付费，结余留用，这个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如何为群众持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问题。有人担心县域医共体建设会不会出现一家独大或者形成垄断，影响群众获得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所以，在推进过程中，各地要优化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加强服务的监管，开展监测考核等工作必须跟上，防止出现不良的倾向。

针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山西、浙江两个试点省份做了很好的探索，安徽、河南、广东、新疆做得也非常不错，他们都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而且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很多地方全都是省委书记、省长亲自靠前指挥，亲自来抓，把这项工作作为非常重要的惠民工程积极推进。

一是，坚持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要加强部门的协同。明确和落实省级推动、市级统筹协调、县级具体实施、医共体执行和反馈的责任。

二是，要转变职能定位。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要从关注单个机构的发展转向县域整个医疗机构共同发展；要从卫生健康部门行业的管理转向多部门系统的治理。

三是，要加强精细化的管理。立足提高效能，对医共体进行系统的重塑，切实实现“人、财、物、事”统一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医共体赋能。

四是，要加强考核评价，坚持强县域、强基层的目标导向。突出紧密型、同质化、控费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五是，要加强宣传和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获得感。